影响与争论

康德的批判哲学几乎一出版就引起了争论。莱因霍尔德的《关于康德哲学的书信》使它在德语世界广为人知；但莱因霍尔德也认为，批判哲学缺少一个统一的第一原理，于是试图从“意识命题”出发重建它。¹

真正尖锐的问题来自物自身。雅可比在 1787 年指出一个悖论：没有物自身这个前提，就进不了康德的体系；有了这个前提，又不能留在其中。因为按照康德自己的学说，范畴（包括原因）只能用于现象，那么说物自身“刺激”我们的感性，就越出了界限。²迈蒙则怀疑先验演绎的“权利问题”是否真正解决了；舒尔策以古代怀疑论者埃奈西德穆为名，攻击批判哲学的前提。³

点击一个节点，看它的核心论点以及与康德的关系。

费希特从这里得出一个激进的结论：彻底的批判哲学不需要一个独立于意识的物自身。他的知识学从自我的“本原行动”出发，试图推导出全部经验的结构。他自认为是康德精神的真正继承者，康德本人却在 1799 年公开声明与知识学划清界限。⁴谢林把自然与精神看作同一个绝对的两种表现；黑格尔则在更根本的层面批评康德。

黑格尔认为，在认识之前先检验认识能力，就好比把认识当作一件工具或一个媒介，这本身就预设了主体与对象的分离；这就像要在下水之前先学会游泳。在实践哲学中，他指责定言命令只是“空洞的形式主义”：单凭不矛盾的形式，推不出任何确定的义务。⁵

叔本华自称康德最忠实的后继者：世界是“我的表象”，这是先验观念论的真正成果；而物自身并非不可知，我们在自己身体的活动中直接认识到它，它就是意志。他也猛烈地批评康德的伦理学，认为其命令形式是从神学伦理中借来的，并主张以同情作为道德的基础。⁶

思辨的观念论体系衰落之后，李普曼在 1865 年的《康德及其追随者》中让每一章都以同一句话结束：所以必须回到康德。此后半个世纪，新康德主义主导了德国的大学哲学。马堡学派（柯亨、纳托尔普、卡西尔）把先验哲学读作数学自然科学之可能性的逻辑；西南学派（文德尔班、李凯尔特）则转向价值与历史科学的方法论。⁷

胡塞尔的现象学在《观念 I》中完成了“先验转向”，既接近康德又批评他。海德格尔的《康德与形而上学疑难》（1929）则对新康德主义发起挑战：《纯粹理性批判》不是一部认识论，而是为形而上学奠基；它的核心是人的有限性，以及作为感性与知性共同根源的先验想象力。⁸

同年春天，在瑞士达沃斯的大学课程上，海德格尔与卡西尔就康德展开了一场公开辩论。它后来常被看作欧陆哲学与分析哲学“分道扬镳”的一个象征。⁹

选择一个议题，比较两人的立场。

卡西尔后来在《康德研究》上发表长篇书评，承认海德格尔的书有力，但认为它把康德“暴力地”改写成了海德格尔自己。¹⁰

康德认为，欧几里得几何的命题是先天综合的，它们的确定性来自我们的纯粹空间直观。十九世纪发现了非欧几何：罗巴切夫斯基与鲍耶证明，否定平行公设可以得到一致的几何；黎曼给出了更一般的弯曲空间理论；亥姆霍兹进而追问，物理空间是什么几何，是否是一个经验问题。¹¹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最终用非欧几何描述物理时空。

在两种表面上画同一种三角形，再看这意味着什么。

回应大体有两种。一种退守：康德谈的是我们直观的空间形式，而不是物理学的空间。另一种修正：赖欣巴哈在 1920 年区分了先天原则的两种含义，即“必然而不可修正”与“构成对象的概念”，主张保留后者而放弃前者，这就是相对化的先天；弗里德曼的《理性的动力学》（2001）发展了这一思路，用来解释科学革命。¹²在另一条战线上，弗雷格主张算术是分析的，可以由逻辑推出，这一点反对康德；但他同时认为几何的真理是先天综合的，在这一点上赞同康德。¹³

在英语世界，斯特劳森的《感觉的界限》（1966）开启了康德研究的复兴。他从《纯粹理性批判》中剥离出一套“分析论证”，即任何可以理解的经验都必须具备的结构，同时拒斥先验观念论与所谓“先验心理学”。塞拉斯对“所予神话”的批判是一种康德式的举动；麦克道威尔的《心灵与世界》（1994）则以“思维无内容是空的，直观无概念是盲的”为主线，主张经验本身已经具有概念内容。¹⁴

围绕先验观念论本身，则有一场持续的诠释之争：现象与物自身，究竟是两个世界，还是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？

切换两种读法。

阿利森的《康德的先验观念论》（1983，修订版 2004）是“两方面”读法最有影响的辩护：先验区分是考虑同一事物的两种方式，而不是两类存在者的区分。批评者认为这种读法弱化了康德的形而上学主张；也有人提出别的读法，例如兰顿认为，我们无法认识的是事物的内在属性。¹⁵这场争论至今没有结论。

二十世纪后期，康德的实践哲学成为规范理论的主要资源。罗尔斯在《正义论》§40 中把原初状态解释为对自律与定言命令的一种程序性诠释，并在 1980 年的讲演中提出“康德式建构主义”；科斯嘉德则追问规范性的来源，以反思认可与实践身份重新阐释康德。¹⁶哈贝马斯的商谈伦理学把单个主体“能否愿意它成为普遍法则”的检验，改造为所有相关者在理想商谈中能否同意；阿伦特则在《判断力批判》中寻找康德没有写出的政治哲学，把“扩展的思维方式”视为政治判断的模型。¹⁷

还有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：康德的种族主义。他在论人种的文章和人类学、自然地理学讲义中，提出过明确的种族等级说法。伯纳斯科尼与米尔斯认为，这些观点不是边缘的失误，而影响到他的“人”的概念是否真正普遍；克莱因格尔德则论证，康德在 1790 年代中期修正了自己的观点，《论永久和平》明确谴责了欧洲殖民者的不义。¹⁹无论采取哪种判断，这一争论本身表明：康德的普遍主义原则，恰好提供了批评康德本人的标准。

二十世纪初，康德进入汉语思想界。梁启超在《新民丛报》上撰文介绍这位“近世第一大哲”；王国维自述在研读康德时因其难懂而转向叔本华，后来又屡次回到康德；蔡元培“以美育代宗教”的主张，也受到康德美学的影响。²⁰郑昕的《康德学述》（1946）是早期系统研究的代表。

此后两部著作尤其重要。牟宗三在《智的直觉与中国哲学》与《现象与物自身》中提出：康德否认人有“智的直觉”，而儒、释、道三家都肯定人可以有之，因此中国哲学能够在康德止步之处继续前进；他还独力翻译了三大批判。这一判断在学界争议很大。李泽厚的《批判哲学的批判》（1979）则以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改写康德的主体性，深刻影响了 1980 年代的一代读者。²¹

翻译方面，蓝公武的《纯粹理性批判》、韩水法的《实践理性批判》、邓晓芒（杨祖陶校）的三大批判与李秋零主编的《康德著作全集》，构成了今天中文读者的主要依据。²²本站的术语从李译，例如“二论背反”。

康德于 1804 年 2 月 12 日在柯尼斯堡去世，葬在大教堂旁。今天他的墓位于大教堂东北角一座开敞的柱廊之中，墓旁的铭牌上刻着《实践理性批判》结论的开头：有两样东西，我们越是经常而持久地思考，它们就越使心灵充满常新而日增的惊赞和敬畏——

本站从“哥白尼式革命”走到这里。康德自己曾把哲学的全部兴趣归结为几个问题。²³它们也是这本图志的总结：

1. 我能够知道什么？形而上学 · II–V 章
2. 我应当做什么？道德 · VI 章
3. 我可以希望什么？宗教 · VI–VIII 章
4. 人是什么？人类学 · 前三个问题都与它相关