宗教、历史与政治

康德的回答成了启蒙运动的自我定义：启蒙就是人走出他自己所招致的未成年状态。未成年状态就是没有他人的指导就不能运用自己的理智；如果它的原因不在于缺乏理智，而在于缺乏不靠他人指导而运用理智的决心和勇气，它就是自己招致的。¹

懒惰和怯懦使大多数人乐于终身保持未成年：有一本书替我理解，有一位牧师替我拥有良心，有一位医生替我判断饮食，我就不必自己费力了。而那些“监护人”也乐于让人相信，迈向成年的这一步不但艰难，而且危险。²

启蒙所需要的只是自由，而且是最无害的那种：在一切事情上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。康德的用语与日常的“公”“私”相反：公开运用是作为学者面对整个读者世界的运用，必须始终自由；私下运用是在某个受托的公职岗位上的运用，可以受到严格限制。³

判断每个场景属于哪一种运用。

所以，“尽管议论，议论多少、议论什么都可以，但要服从”，这是康德借腓特烈大帝之口说出的折中。他还谨慎地说：我们并不生活在一个已经启蒙了的时代，而是生活在一个正在启蒙的时代。⁴

个人与民族各行其是，往往彼此冲突，历史看上去是由愚蠢、虚荣与破坏欲交织成的。康德在 1784 年的论文中提出九个命题，试探一种观点：能否把人类历史整体看作仿佛在实现大自然的一个计划，即逐步发展人类的一切自然禀赋？⁵

核心机制是非社会的社会性：人有结群的倾向，因为只有在社会中他才感到自己更是人；又有孤立自己的倾向，想一切都按自己的意思摆布，并因此处处预料到阻力。正是这种对抗唤醒了人的全部力量，使他克服懒惰，在荣誉欲、统治欲与占有欲的驱使下发展才能。没有它，人会像他们放牧的羊一样温顺，一切才能都将永远埋没在萌芽之中。⁶

让两边的树生长，比较它们的形状。

康德由此得出：人类最大的问题，是建立一个普遍地施行法治的公民社会。这比喻来自第五命题，⁷而第六命题紧接着承认了这项任务的艰难：

历史的进一步任务，是在国家之间建立合法的外部关系，即一个国际联盟；第九命题则说，这样一种哲学的历史观本身就可能有助于这个计划的实现。⁸但“大自然的计划”只是反思判断力的一条引导线索，一个范导性的“仿佛”，而不是对历史规律的认识。⁹

《单纯理性界限内的宗教》开篇讨论人性中的善与恶。人有向善的禀赋（动物性、人性、人格性），也有趋恶的倾向。这种倾向是“根本的”，因为它败坏了一切准则的最高根据；但它又是人自己招致的，因而可以归责。¹⁰

关键在于：恶不在于把自爱纳入准则，因为每个人都同时把道德法则与自爱纳入自己的准则；恶在于颠倒了二者的次序，即让自爱成为遵循道德法则的条件，而本来应当是道德法则作为满足自爱的最高条件。¹¹

看两个动机的上下次序。

既然恶是准则最高根据的败坏，人的改善就不能只靠逐渐改良习惯；它需要一场心意的革命，即重新确立动机的原初次序。在行为上，这又只能表现为渐进的改良。¹²

个人单独抵抗恶是不够的，人们相互败坏。所以理性要求建立一个依照德性法则的伦理共同体，即“不可见的教会”；历史上的可见教会，以其规章性的教会信仰，只是向纯粹的宗教信仰逐步接近的载体。¹³凡是以为除了善的生活方式之外，还能借仪式、信条或苦修讨上帝喜悦的，康德都称之为宗教妄想和“假事奉”。¹⁴

《道德形而上学》第一部分《法权论》只关心外在的自由。法权的普遍原则是：一个行动，如果它或按照它的准则，每个人任性的自由都能够与任何人按照一条普遍法则的自由共存，那么它就是正当的。¹⁵法权因此与强制的权限结合在一起：对自由之障碍的阻碍，本身就是合乎法权的。

人唯一的生而具有的权利是自由，即不受他人强制任性的独立性，只要它能与任何他人按照普遍法则的自由共存。财产等“获得的”权利，只有在公民状态中才能得到确保。¹⁶国家的正当性来自原始契约，但它不是历史事实，而是理性的理念：立法者应当这样立法，仿佛法律能够出自全体人民的联合意志。唯一合乎这一理念的宪政是共和制。¹⁷

《论永久和平》（1795）以一个讽刺开场：一家荷兰酒馆的招牌上画着一片墓地，题为“永久和平”。这究竟是讽刺全人类，还是讽刺对战争乐此不疲的君主，抑或只是讽刺做着甜梦的哲学家？全书在形式上仿照一份国际条约：六条预备条款、三条正式条款、两个附款与一条“秘密条款”。²⁰

先清除六块“障碍”，再奠定三根支柱。

康德的共和制不等于民主制：他区分统治的形式（一人、少数人、所有人）与政府的形式（共和的或专制的），共和制的要点在于行政权与立法权的分立；严格意义上的民主制反而必然是专制的。共和制之所以有利于和平，是因为开战需要公民的同意，而公民要亲自承担战争的一切苦难，自然会极其审慎。²¹这一论证在 20 世纪后期发展为国际关系中的“民主和平论”。²²

永久和平靠什么保证？康德的回答是大自然本身：它让人散布到地球的各个角落，用战争迫使人们进入法律关系，用语言与宗教的差异把民族分开，又用与战争不能共存的贸易精神把它们联结起来。建立国家的问题，即使对于一个魔鬼的民族（只要他们有理智）也是可以解决的：好的体制不依赖于人的道德完善，而依赖于让自私的倾向彼此抵消的安排。唯一的秘密条款则是：准备战争的国家应当征询哲学家关于公共和平之条件的意见。²³

启蒙、历史、宗教与政治，在康德那里都指向同一个方向：人类作为理性存在者的自我教育。没有任何东西能保证它成功，但它是一项不可推卸的任务；永久和平不是空洞的理念，而是一个逐步解决、并且不断接近的课题。

批判哲学留下的遗产，随后在德国观念论、新康德主义与当代哲学中被继承、改造与争论。这正是最后一章的主题。